今天，沃伦·巴菲特将1800股A类股转换为270万股B类股，并将这些B类股捐赠给四个家族基金会：150万股捐赠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舍伍德基金会、霍华德·巴菲特基金会和诺沃基金会各40万股。这些捐赠已于今日完成交付。
以下是巴菲特先生对其他股东的讲话：
致各位股东：
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滔滔不绝地讲话。用英国人的话来说，我要“闭嘴”了。
算是吧。
格雷格·阿贝尔将在年底接任老板一职。他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工作勤奋，为人坦诚。祝愿他任期长久。
我将继续通过每年的感恩节致辞与您和我的孩子们谈论伯克希尔。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他们慷慨地与那些境遇不如我的人分享他们的收益。我很高兴有机会与您保持联系。今年，请允许我先稍作回忆。之后，我将讨论我分配伯克希尔股份的计划。最后，我将分享一些关于公司和个人的感想。
感恩节将至，我为自己能活到95岁感到既感激又惊讶。年轻的时候，我根本不敢奢望自己能活到今天。早年间，我差点就死了。
那是 1938 年，当时奥马哈的居民认为医院要么是天主教医院，要么是新教医院，这种分类在当时似乎很自然。
我们家的家庭医生哈雷·霍茨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天主教徒，他出诊时总是带着一个黑色的医疗包。霍茨医生叫我“船长”，而且每次看病收费都不高。1938年，我肚子疼得厉害，霍茨医生过来给我看了看，简单检查了一下，就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就会好。
之后他回家吃了晚饭，还打了会儿桥牌。然而，霍茨医生始终对我的那些略显怪异的症状念念不忘，当晚晚些时候，他便安排我去圣凯瑟琳医院做紧急阑尾切除手术。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修道院，开始享受起我的新“讲台”来。我喜欢说话——是的，即使在那时也是如此——修女们也接纳了我。
更糟糕的是，我的三年级老师马德森小姐让我的30个同学每人给我写一封信。我可能把男生的信都扔掉了，但我却一遍又一遍地读女生的信；住院治疗也并非全是坏事。
我康复期间最令人欣慰的事——其实第一周大部分时间都挺难熬的——是我亲爱的艾迪阿姨送我的礼物。她给我带来了一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我立刻给所有来我家的修女都采集了指纹。（我可能是圣凯瑟琳修道院里她们见到的第一个新教徒孩子，她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的理论——当然，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是说，总有一天会有个修女堕落，而联邦调查局会发现他们竟然疏忽了给修女采集指纹。20世纪30年代，联邦调查局及其局长埃德加·胡佛深受美国人敬仰，我甚至幻想胡佛先生亲自来到奥马哈，检查我那珍贵的收藏。我还幻想，我和胡佛会迅速找到并逮捕那个叛逆的修女。那样的话，我肯定会名扬全国。
显然，我的幻想最终未能实现。但讽刺的是，几年后，我意识到我当时应该给胡佛本人采集指纹，因为他滥用职权而身败名裂。
那是上世纪30年代的奥马哈，我和我的朋友们那时都梦寐以求拥有一辆雪橇、一辆自行车、一副棒球手套和一辆电动火车。让我们来看看那个时代还有几个孩子，他们和我住得很近，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我却一直对他们一无所知。
我先从查理·芒格说起，他是我64年的挚友。上世纪30年代，查理住在离我自1958年以来一直拥有和居住的房子一个街区远的地方。
早年间，我差点就和查理成了朋友。查理比我大六岁零九个月，1940年夏天，他在我祖父的杂货店工作，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挣两美元。（节俭是巴菲特家族的传统。）第二年，我也在店里做着类似的工作，但直到1959年，我才第一次见到查理，那时他35岁，我28岁。
二战结束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后便永久移居加州。然而，查理始终认为他在奥马哈的早年生活对他影响至深。六十多年来，查理对我的影响巨大，他是一位无可挑剔的老师，也是一位保护我的“大哥”。我们之间虽有分歧，但从未争吵过。“我早就告诉过你”这句话从来不在他的字典里。
1958年，我买了我的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房子。当然，它位于奥马哈，距离我长大的地方（大致而言）大约两英里，离我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离巴菲特杂货店大约六个街区，开车6-7分钟即可到达我工作了64年的办公楼。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另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1968年，斯坦将《奥马哈太阳报》（周报）卖给了伯克希尔公司，十年后，应我的邀请，他搬到了布法罗。当时，由伯克希尔公司旗下子公司拥有的《布法罗晚报》正与一家出版布法罗唯一一份周日报纸的晨报展开殊死搏斗。而我们当时处于劣势。
斯坦最终打造了我们的新周日版报纸，此后几年，我们这份曾经亏损严重的报纸，从我们3300万美元的投资中获得了超过100%的年收益率（税前）。这笔钱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伯克希尔来说是一笔重要的收入。
斯坦从小就住在我家附近五个街区的地方。他的邻居之一是小沃尔特·斯科特。您可能还记得，沃尔特在1999年将中西部能源公司（MidAmerican Energy）引入了伯克希尔公司。他也是伯克希尔公司一位重要的董事，直到2021年去世，同时也是我的挚友。几十年来，沃尔特一直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慈善领袖，奥马哈市和整个内布拉斯加州都留下了他的印记。
沃尔特就读于本森高中，我原本也计划就读这所学校——直到1942年，我父亲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一位连任四届的国会议员，当选国会议员。人生充满了惊喜。
等等，还有更多。
1959年，唐·基奥和他的年轻家庭住在我家街对面的一栋房子里，距离芒格一家曾经居住的地方大约100码远。当时的唐是一名咖啡推销员，但他注定会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以及伯克希尔公司的一位忠诚董事。
我认识唐的时候，他年收入12000美元，他和妻子米基要抚养五个孩子，所有孩子都要上天主教学校（需要缴纳学费）。
我们两家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唐来自爱荷华州西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不久后，他娶了奥马哈本地姑娘米基为妻。加入可口可乐公司后，唐成为了享誉全球的传奇人物。
1985年，唐担任可口可乐总裁期间，公司推出了命运多舛的新可乐。唐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向公众道歉并恢复了“老”可乐。他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唐解释说，寄给“超级白痴”的可口可乐邮件总是会直接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他的“撤回”演讲堪称经典，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他欣然承认，事实上，可口可乐属于公众，而不是公司。此后，可口可乐的销量一路飙升。
你可以在CharlieRose.com网站上观看唐的精彩访谈。（汤姆·墨菲和凯·格雷厄姆也贡献了几段精彩的访谈。）和查理·芒格一样，唐始终保持着中西部男孩的特质：热情、友善，骨子里是个美国人。
最后，在印度出生长大的阿吉特·贾恩（Ajit Jain）和我们未来的加拿大籍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都在20世纪末在奥马哈生活过几年。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格雷格就住在法纳姆街离我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尽管当时我们从未见过面。
难道奥马哈的水里有什么神奇成分吗？
我在华盛顿特区度过了几年青少年时期（当时我父亲是国会议员），1954年，我在曼哈顿找到了一份当时以为会是长期稳定的工作。在那里，本·格雷厄姆和杰里·纽曼待我很好，我也结交了许多终生挚友。纽约拥有独特的优势——至今依然如此。然而，仅仅一年半之后，1956年，我便回到了奥马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后来，我的三个孩子以及几个孙辈都在奥马哈长大。我的孩子们一直就读于公立学校（毕业于我父亲（1921 届）、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西（1950 届）以及查理、斯坦·利普西、欧文和罗恩·布鲁姆金（他们是内布拉斯加家具城发展壮大的关键人物）和杰克·林沃尔特（1923 届）就读的同一所高中，杰克·林沃尔特创立了国民保险公司，并于 1967 年将其出售给伯克希尔，该公司成为我们庞大财产保险业务的基础。
我们国家有很多优秀的公司、学校和医疗机构，每个领域都各有优势，人才济济。但我感到非常幸运，结识了许多终生挚友，遇到了我的两位妻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年幼时就认识了许多有趣友善的奥马哈成年人，并在内布拉斯加州国民警卫队结交了形形色色的朋友。总之，内布拉斯加州一直是我的家。
回首往事，我觉得我和伯克希尔都因为定居奥马哈而发展得更好，如果我住在其他任何地方，情况都会大打折扣。美国中部是个非常适合出生、养家糊口和创业的地方。说来也巧，我出生时运气好到爆棚。
现在来说说我的高龄。我的基因似乎帮不上什么忙——家族里最长寿的人（当然，家族记录越往前追溯就越模糊）在我出生前是92岁。但我遇到了许多睿智、友善、敬业的奥马哈医生，从哈雷·霍茨医生开始，一直到今天。我的生命至少被挽救过三次，每次都是离家不远的医生救了我。（不过，我已经不再采集护士指纹了。95岁高龄，很多怪癖都可以被原谅，但凡事都有个限度。）
那些活到老年的人需要大量的运气，每天都要躲避香蕉皮、自然灾害、酒驾或分心驾驶、雷击等等各种不幸。
但命运女神变幻莫测，而且——没有其他词能更贴切地形容——极其不公。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领导人和富人得到的幸运远远超过了他们应得的份额——而他们往往不愿承认这一点。一些王朝继承人一出生就获得了终身的经济独立，而另一些人却在早年饱受苦难，甚至更糟，身患重疾，失去了我习以为常的一切。在世界上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我的生活很可能十分悲惨，而我的姐妹们则可能更加不幸。
我1930年出生，身体健康，智力尚可，白人男性，在美国。哇！感谢幸运女神。我的姐妹们和我一样聪明，性格也比我好，但她们的境遇却截然不同。幸运女神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眷顾着我，但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而不是照顾那些九十多岁的老人。运气也是有限度的。
恰恰相反，随着年龄增长，时间老人似乎对我越来越感兴趣。而且他从未败北；对他来说，每个人最终都会被记为“胜利”。当平衡感、视力、听力和记忆力都持续下降时，你就知道时间老人已经悄悄靠近了。
我衰老得比较晚——衰老的到来时间因人而异——但一旦衰老出现，就无法否认。
令我惊讶的是，我的整体感觉还不错。虽然行动迟缓，阅读也越来越吃力，但我每周五天都去办公室，和一群很棒的人一起工作。偶尔，我会得到一些有用的想法，或者有人主动提出一些我们原本可能不会收到的合作邀约。由于伯克希尔的规模庞大，加上市场行情，好点子虽然不多，但并非没有。
然而，我的意外长寿不可避免地给我的家庭和我的慈善目标的实现带来了重大影响。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它们。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的孩子们都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分别72岁、70岁和67岁。如果说他们三人——如今正值人生巅峰——会像我一样幸运地延缓衰老，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了提高他们在候补受托人接任之前妥善处置我几乎全部遗产的可能性，我需要加快向他们各自的基金会捐赠的步伐。我的孩子们现在正值阅历和智慧的黄金时期，但尚未步入老年。这段“蜜月期”终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幸运的是，调整策略并不难。不过，还有一点需要考虑：我希望保留相当数量的A类股，直到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像我和查理一样，对格雷格充满信心。这种信心应该很快就能建立起来。我的孩子们和伯克希尔的董事们都百分之百支持格雷格。
三个孩子如今都已具备了管理巨额财富所需的成熟度、智慧、精力和直觉。而且，在我离世之后，他们依然在世，这让他们拥有了一项优势：如有必要，他们可以制定前瞻性或应对性的政策，以应对联邦税收政策或其他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他们或许需要适应周围世界发生的显著变化。死后统治的记录并不光彩，我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
幸运的是，三个孩子都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显性基因。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逐渐成为他们思维和行为的更好榜样。然而，我永远无法完全复制他们母亲的优秀品质。
我的孩子们有三位候补受托人，以防我本人过早离世或丧失行为能力。这三位候补受托人没有排名，也不与任何特定子女挂钩。他们都是品德高尚、见多识广的人，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我向孩子们保证，他们无需创造奇迹，也不必害怕失败或失望。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也经历过。他们只需要在政府活动和/或私人慈善事业通常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有所改进，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财富再分配方式本身也存在不足。
早年间，我曾构思过各种宏大的慈善计划。尽管我意志坚定，但这些计划最终都未能实现。多年来，我也目睹过政客们考虑不周的财富转移、家族传承的选择，以及一些能力不足或行为古怪的慈善家。
只要我的孩子们尽职尽责，他们就可以确信我和他们的母亲会很满意。他们的直觉很好，而且他们每个人都经过多年的实践，最初经手的金额很小，后来逐渐增加到每年超过5亿美元。
他们三个都喜欢长时间工作来帮助别人，只是方式不同。
我加快向子女基金会捐赠的步伐，绝不代表我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前景的看法有任何改变。格雷格·阿贝尔的表现远远超出了我当初对他的高期望，那时我可是认为他应该成为伯克希尔的下一任首席执行官。他对我们许多业务和员工的了解远胜于我，而且他学习能力极强，能够迅速掌握许多首席执行官甚至都没考虑到的问题。无论是首席执行官、管理顾问、学者还是政府官员——无论你想到哪个领域——我都想不到比格雷格更适合管理你我的积蓄的人选。
例如，格雷格对我们财产保险业务的潜在收益和风险的理解，远胜于许多资深的财产保险高管。我希望他能健康长寿，再持续几十年。如果运气好的话，伯克希尔在未来一个世纪里应该只需要五六位首席执行官。公司尤其应该避免那些以65岁退休、炫耀财富或建立家族王朝为目标的人。
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是：有时，母公司或子公司的优秀且忠诚的首席执行官会患上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使人衰弱的长期疾病。
我和查理曾多次遇到这个问题，但都未能采取行动。这种疏忽可能会铸成大错。董事会必须对首席执行官层面的这种可能性保持警惕，而首席执行官也必须对子公司的这种可能性保持警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可以举出一些过去大型公司的例子。我能给出的建议只有：董事们应该保持警惕，并勇于发声。
在我有生之年，改革者们试图通过要求披露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的对比情况来羞辱他们。委托书篇幅迅速从之前的20页或更少膨胀到100多页。
但这些好意并没有奏效，反而适得其反。根据我的观察，A公司首席执行官将目光投向竞争对手B公司，并巧妙地向董事会暗示自己应该获得更高的薪酬。当然，他还提高了董事的薪酬，并且在薪酬委员会的成员选择上格外谨慎。新规引发的不是适度，而是嫉妒。
这种薪酬增长势头愈演愈烈，最终失控。那些身家丰厚的CEO们——毕竟他们也是人——常常感到不安的是，其他CEO的财富却在不断增长。嫉妒和贪婪总是如影随形。又有哪位顾问建议过大幅削减CEO的薪酬或董事会成员的报酬呢？
总体而言，伯克希尔旗下各业务的前景略好于平均水平，这主要得益于几家规模庞大且彼此不相关的优质公司。然而，十年或二十年后，将会有许多公司的表现优于伯克希尔；我们的规模优势终究会成为劣势。
在我所了解的所有企业中，伯克希尔发生毁灭性灾难的可能性最小。而且，伯克希尔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比我熟悉的几乎所有公司（我接触过很多公司）都更注重股东利益。最后，伯克希尔的管理方式将始终使其存在成为美国的宝贵资产，并避免任何可能使其沦为乞求者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管理层应该会积累相当可观的财富——他们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但他们并不追求家族财富或炫耀财富。
我们的股价波动剧烈，偶尔会下跌50%左右，这种情况在现任管理层领导下的60年中已经发生过三次。但不要灰心；美国经济终将复苏，伯克希尔的股价也会随之回升。
最后几点想法
或许有点自夸，但我很乐意说，我对人生后半程的感受比前半程好得多。我的建议是：不要为过去的错误而自责——至少从中吸取一些教训，然后继续前进。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找到合适的榜样，并向他们学习。你可以从汤姆·墨菲开始；他是最棒的。
还记得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吗？据说，他哥哥去世时，报社误印了自己的讣告。他读到讣告后感到非常震惊，并意识到自己应该改变行为。
不要指望新闻编辑室会出错：决定好你想在讣告中写些什么，然后好好生活，活出配得上这样的生活。
伟大并非源于积累巨额财富、获得巨大名望或掌握政府权力。当你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人时，你就是在帮助世界。善意无需成本，却也无价。无论你是否信教，黄金法则都是指导人格的绝佳准则。
我写下这些话，是因为我曾无数次考虑不周，犯过很多错误，但也很幸运地从一些很棒的朋友那里学到了如何更好地为人处世（当然，离完美还差得很远）。请记住，清洁工和董事长一样，都是普通人。
祝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感恩节快乐。是的，即使是那些混蛋；改变永远不晚。记住要感谢美国为你创造了尽可能多的机会。但它在分配回报时，不可避免地会反复无常，有时甚至会显得贪婪。
慎重选择你的偶像，然后效仿他们。你永远不可能完美，但你总能做得更好。
